民国高校成功的启示——民国历史人物研究公选课作业

Published on 2014 - 05 - 03

  民国是一段动荡的时期:革命不断,战火连连。内有军阀割据,外有强敌入侵。对内,国民政府尚无法全面掌权,内部斗争不断;在外,强大的邻国虎视眈眈,一个个都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捞点便宜。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复辟,从护国战争到长达13年的军阀割据,从国共合作到北伐战争,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。从1911年到1949年,国家处于不断的动荡之中。

  民国是一段流亡的时期。在时代的动荡中,在连绵的战火中,多少人流离失所。在后来的49年,又有多少人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去远方的一个小岛,想不到这一去就是几十年,甚至在有生之年再也无法重返故土。

  然而,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,流离失所的年代,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:国立中央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私立南开大学、武汉大学均为世界名校,其国际地位令当今中国高校难以望其项背的;民国时国民识字率不过10%,在高等学府里却大师辈出,蔡元培、鲁迅、胡适、陈寅恪、周作人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徐志摩、梁启超、傅斯年、章太炎、闻一多、曹禺、季羡林、钱穆、郁达夫、钱钟书、冯友兰等等。

  那时中国的大学,许多都遭到了战火的洗礼。1937年,北平天津相继沦陷,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、学子们不得不流亡昆明,建立了西南联大。就是这样一所在战火中匆忙成立的大学,其学术成就却丝毫不因为炮火而降低一丝一毫,实在是令人钦佩。

  在高等教育上去的如此成就,首先与政府的支持分不开。中华民国教育部就规定“教育、科学、文化之经费,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%,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%,在市、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%”;北平天津沦陷后,平津地区教育、学术界何去何从,已经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,教育部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在长沙和西安建立临时大学的号令,使得中国最有学文的一群人得到了保护。

  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,当时的学生素质也是民国高等教育成功原因之一。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,学子们一方面刻苦读书,另一方面还关心国家命运。与现在的学子不同,他们读书,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自身的前途,而是为了“救国”,就如周总理所说的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“。他们积极投身政治活动,以一己之力试图改变国家命运,为了心中的理想而上街游行,抛头颅撒热血也在所不惜。无论他们投身政治的行为为是否合适,他们的精神都值得我们钦佩与学习。

  另外,民国时高校治校风格也与现在截然不同。

  首先,当时的校园,远没有现在的那样行政化。大名鼎鼎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时,除了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四位教授,李济一位讲师,三名助教外,只有一名主任吴宓,一名事物员和一名助理员。连王国维都称赞说:”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,而名为管理之人少,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!“

  其次,当时的治校方式也颇为民主。就拿清华来说,清华有“教授治校”的传统,由校长,教务长和教授组成的7人“评议会”掌握着学校的关键决策。在清华学生“三赶校长”后,教授会全权管理学校,直到延续并发扬“教授治校”传统,爱教授已到了‘爱师如命’地步的梅贻琦出任校长。这样的治校原则,也导致了民国时大师们都特别有”范“,个性十足,不怕权威,流传下来许多佳话。

  民国时的高等学府普遍重视通识教育。梅贻奇提出“通识为本,专识为末”,要求学生对自然、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知识储备,即便是工程专业的学生,对“政治、经济、历史、地理、社会等都要知道一点”。否则他就只能做一个“高等匠人”,而不能做一个“完人”。胡适也主张,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,而且还涉及教育的目的何在;过早接受专才教育,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,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,不会思考的奴隶。

  最后,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因素,就是学术自由。民国时社会动荡,“无意间”导致了政治“无力”干预学术的后果。学术与政治,本应是相互独立的。学术是以探求知识,寻找真理为目的,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之中,教授与学生,才可以随心所欲的发表自己的言论;没有“意识形态”方面的担忧,不同的思想之间才会发生激烈的碰撞,迸发出精彩的火花。

  我相信,民国高等教育的成功,留给了现代人许多启示。